在来到霍姆斯特德钢铁厂最初的日子里,威克汉姆用一个纸包带午餐,找个地方放起来,直到午休时间。午餐时间到了,当他去取回他的三明治时,却发现纸包被老鼠撕开了,在这个半敞开的、污秽、炎热且靠近河边的地方,到处都是老鼠。他知道,为了防老鼠,老工人们都用小铁桶带饭。但威克汉姆不愿买这么个铁桶。他坚持用纸包装三明治,同时也总是被老鼠偷去午饭。铁桶挺贵的,但这不是他不想去买的原因。问题在于,一旦他妥协,去买了铁桶,也就意味着他将长期在这里待下去。作为一个年轻人,第一次面对高炉、燃气管路、可怕的热气和噪声,以及饱经沧桑、皓首于此的老工人,他宁愿想象自己每天都还有别的选择。
*文章节选自《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美]加布里埃尔·维南特 著 刘阳 译 三联书店2023-10）
掉进无底洞
“记得在高中时,老师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学习、不做作业,上不了大学,将来就只能在‘那该死的钢铁厂’扑腾一辈子。‘该死的钢铁厂’就是老师们的口头禅,‘你们将成为人生的失败者’,”霍华德·威克汉姆如是回忆道,“嗯,我最后确实进了钢铁厂。”1966年一从高中毕业,威克汉姆就在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旗下的巨人霍姆斯特德钢铁厂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他父亲也在那儿上班,已经一级一级地爬上了工头的地位,所以给儿子谋了一个技术型学徒工的位子,将来可以成为厂里的焊工。一条职业发展道路在威克汉姆的面前展开,虽然不是他预想的,但一片坦途。“我还是想成为一名摇滚歌手。干这个就是为了谋生。我后来结婚了,有了一个女儿。”但他还是能感觉到自己被猛烈地拉入工人阶级之流,时间之流——以机器换挡、发薪期以及年资来衡量——会拉扯着他滑向老朽。在来到霍姆斯特德钢铁厂最初的日子里,威克汉姆用一个纸包带午餐,找个地方放起来,直到午休时间。午餐时间到了,当他去取回他的三明治时,却发现纸包被老鼠撕开了,在这个半敞开的、污秽、炎热且靠近河边的地方,到处都是老鼠。他知道,为了防老鼠,老工人们都用小铁桶带饭。但威克汉姆不愿买这么个铁桶。他坚持用纸包装三明治,同时也总是被老鼠偷去午饭。铁桶挺贵的,但这不是他不想去买的原因。问题在于,一旦他妥协,去买了铁桶,也就意味着他将长期在这里待下去。作为一个年轻人,第一次面对高炉、燃气管路、可怕的热气和噪声,以及饱经沧桑、皓首于此的老工人,他宁愿想象自己每天都还有别的选择。爱德华·萨拉吉跟威克汉姆在同一个部门上班,也是通26过当钢铁工人的父亲获得了这份工作。由于也得到过防范老鼠的提醒,他早早就买了饭盒。他的焦虑有另一种表达方式——与他父亲有关,他来工厂的最初几年与父亲工作的最后几年是重叠的。这位儿子来霍姆斯特德的第一天是1964年的3月2日,正好是其父亲第一天上班的28年之后的同一天,这似乎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重合。“我父亲在他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有一个担忧,”萨拉吉在一份未出版的自传里写道,“他害怕自己会在工厂里受重伤或者丢掉性命。”这是一种有道理的担忧。几乎每一个钢铁工人都有某种接近死亡的体验,每个人都能说出他们曾亲眼目睹的可怕事故。萨拉吉的父亲在厂里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曾被分派一项危险的工作,就是站在工厂的屋顶上,将雨后疯长的树铲除。他拒绝了,临近退休时得到一个纪律处分。萨拉吉自己则很快发现,一位老焊接工乔·雅兹科成了他的搭档,雅兹科已经有几十年的工龄了,他13岁就进了工厂,顶他因工身亡的父亲的班。伤亡内在于工厂的构造之中,不只在制度上,也在个人经历上,是工厂历史的一部分。死亡率标记出阶级的代际延续性,同时也表明,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不是什么好运气或坏运气,而就是命运——从父亲们传到儿子们身上的那种东西。同样是顶父亲班的小爱德华·斯坦科夫斯基,同时期在霍姆斯特德下游几英里处的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上班,他写了一部描述自己在城市南边的童年与在工厂上班时的生活的回忆录。对他而言,这些工厂似乎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我整天都在研究工厂,研究老人们为何既诅咒她又崇拜她。”斯坦科夫斯基写道,“在她锈迹斑斑的铁皮裙下面到底有什么?是什么带来闪耀夜空的火光、震撼我们房子的巨大爆炸,以及弄脏我母亲晾在后院的衣服的烟灰?”
琼斯与洛林公司匹兹堡工厂鸟瞰图
工厂拥有可怕的力量,像一个希腊神祇——事实上一个早期的工会就被称作伏尔甘之子。工厂可以在匆忙之间占用你的整个生命,又可能在倏忽之间将你委弃一旁。它要求畏惧和牺牲,导致恐惧和憎恨。但作为回报,它也为它的人民及其城市提供一种生计,或者不如说一个世界。威克汉姆、萨拉吉和斯坦科夫斯基都是白人,都是强大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A)的会员,受雇的时期正值27战后的繁荣阶段,受雇的待遇也是世界上工业劳动力中前所未有的。其中两个人,威克汉姆和萨拉吉,是熟练的焊接工,处于工人内部等级的顶部。对于这群人而言,战后时期是一个特殊的、较为安全的时期。当时,这些工人干得如此之好,以至于观察者们相信社会阶级已经不再是分化性的力量,相信所谓“战后契约”或者“劳资协议”。根据更晚近的解释,像这三个人的经验处在美国历史一个独特时刻的核心位置,即一个有限但总量不小的美国工人群体,通过斗争获得了保障与社会解放(social enfranchisement)。历史学家杰斐逊·考伊将此一时期称为“伟大的例外”,他写道:“战后时代,也就是实际上的‘伟大的例外’时期,对一个工人而言是格外好的时候。这不仅是因为工资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平等在下降,而且因为未来是光明的,付出得到回报,下一代人也前途看好。”在某个层面上,这一观点是无法辩驳的。杰克·梅茨加成长于西宾州一个钢铁工人家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所过的生活不是解放的话,那么解放就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从未存在过。”这是新政秩序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共同达到的顶点。考伊将那个时刻的情绪构造描述为“一种开阔的可能性的感觉”,并且毫无疑问,工人阶级看到了自己生活水平的显著上升,并且拥有崭新的政治与社会权力。但有些东西与此相抵牾。如果他们感到的是开阔的可能性,那为什么斯坦科夫斯基的邻居们在崇拜工厂的同时却诅咒它?为何萨拉吉的父亲带着性命恐惧去上班——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于萨拉吉数十年后回忆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它?在一个未来光明、后代前途看好的世界,为何年轻人被警告离开工厂?在一个对工人而言格外好的时期,为何威克汉姆如此害怕在工厂长待下去,以至于让老鼠吃掉自己的午餐?如何解释这些战后镀金上的铁锈?尽管历史学家们如今大体同意,管理层从未真正接受与劳工的永久和平,但这一洞见只是很零散地渗入对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仿佛组织化了的、产业性的工人阶级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受猛烈攻击之前,并未觉察到其地位的不稳定。事实并非如此。
19世纪炼钢业在匹兹堡的兴起,有两个原因:这个城市毗邻阿巴拉契亚煤田,阿里盖尼河与莫农加希拉河在此交汇,形成俄亥俄河。高品质的“焦炭”级煤在宾夕法尼亚附近开采。铁矿石从围绕苏必利尔湖的中西部上游运来(一般是铁来就炭)。匹兹堡作为密西西比河流域最东端的主要港口,通过河道拥有获取这些原料的途径。这样,它就成为铁路运输与河道航运之间的转口港,连接了东海岸与中西部地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最早开通航线的一批蒸汽船就是在这里建造和下水的。由于获取关键原材料和船运航线如此便捷,在整个19世纪,工业资本在匹兹堡不断聚集,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移民前来工作。20世纪对钢铁的大量生产,需要的经营规模是惊人的。能够为美国的汽车、电器、飞机、船舶、武器、摩天大楼、桥梁、管道和高速公路提供钢铁的工厂复合体,其数量之巨达到了很少有其他产业可以匹敌的程度。如果你1955年在“匹兹堡角”(就是阿里盖尼河与莫农加希拉河交汇形成俄亥俄河的地方)登上一艘船,并向东南溯莫农加希拉河而上驶向西弗吉尼亚,在25英里之内,只要河岸不十分陡峭,你都会发现那里堆满了钢铁制品。1950年,在匹兹堡的都市区,有134494人在这个行业工作。其中,6%是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8%是办公室职员。剩下的86%,可以相当平均地划分为熟练的工匠和工头,半熟练的操作工,以及不熟练的辅助工。在20世纪中期一般的大众制造行业中,工人的熟练度分布应该是一个接近正态分布的曲线,而不是钢铁业中的平坦曲线。∗钢铁制造由于缺乏单一的一般工艺流程,其工人的分层化程度更高。这种技术分层同时也是种族分层:黑人工人构成了不熟练工的14%,半熟练工的7%,熟练工中则一个黑人也没有。别忘了威克汉姆、萨拉吉都是在他们父亲的帮助下才获得了焊接工的位子,这表明了这一工种的封闭性。美国的钢铁工业1950年生产了接近1亿吨钢,数量之巨前所未有。在战后美国颇为独特的消费图景中,钢材无所不在:在州际高速公路的骨架中;在用来充实郊区新建的大房子的闪亮的家用电器中;在从油田输送石油的管道线路中;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矗立市中心的摩天大楼中;以及最为重要的,在重塑着美国社会的汽车中。但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冷战军事机器的庞大刺激,1950年这架机器在朝鲜战争刺激下全速运转,当然,原则上,在和平时期仍可维持对钢铁的需求。在冷战初期,美国钢产量在全球占据令人称羡的位置,占全球总产量的47%——这使得美国生产商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用担心国际竞争。况且,国内市场是高度协同的,劳动成本和产品价格在所有主要工厂之间同步变动,使钢铁公司对市场压力不再敏感。正如加里·赫里格尔所观察到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战后的前35年,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有效地制定了美国的钢材价格。”那些控制了80%国内市场的主要公司,集体地与工会谈判,并遵从美国钢铁公司制定的价格,这个价格反过来又与集体谈判对工人生活成本的调整同步。对国际竞争和国内市场压力心不在焉的关注,让钢铁制造商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接受了联邦政府的大量补贴以扩充产能;这些工厂不是通过集约型增长,而是通过粗放型增长来实现产能扩充——更大的工厂,而不是技术更先进、更有效率的工厂。钢铁公司的公司文化臭名昭著地保守,而且其寡头垄断地位也看似安全,所以它选择了所谓的“平滑”路线,而不是欧洲新式工厂中所用的、效率高得多的氧34气顶吹转炉技术。即便氧气顶吹转炉技术的优越性已经无可争议,经理们在20世纪50年代也延宕了安装新高炉的进程,为的是多从国会争取点折旧补贴。美国公司此时留下了巨大的过时产能。1940年,美国钢产能为8160万吨,在接下来的20年中,它缓慢地增长到了14860万吨。
琼斯与洛林公司匹兹堡工厂鸟瞰图
建造了20世纪中叶之现代性的钢是由多处生产的——主要集中在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俄亥俄这几个州。但宾州西部排在最前面,尽管比重在下降:1947年,匹兹堡地区的钢产量占全美钢产量的四分之一,紧随其后的芝加哥占五分之一(钢产量下降的匹兹堡和钢产量上升的芝加哥将在1958年相遇,彼时它们所占的比例都为21.5%)。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部在匹兹堡,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总部也在那儿。一个巨大的如日中天的行业,虽然处在缓慢衰落中,但仍有强有力机构的庇护和维系,决定性地塑造了匹兹堡地区的整个劳动力市场。1950年,在220万都市区居民中,有86.3万人从事民用工作,其中男性占了四分之三。而在受雇的男性中,近三分之二从事制造、采矿、建筑、铁路或者卡车运输、仓储等工作。换言之,大匹兹堡地区的男性劳动力,就业于蓝领劳动领域的比例之高令人吃惊;钢铁制造业居于领先地位,其就业人数占据了男性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还有很多围绕着钢铁业的供应商、船运商和加工企业,同时还有一系列从早已聚集在钢铁业周围的资源中获益的平行行业:工厂设备制造商梅斯塔机械,铝业巨头阿尔科阿,匹兹堡平板玻璃,造船商德拉沃,食物加工商海因茨,电气制造商西屋。剩下的三分之一不从事制造业的受雇男性散落在经济体系的各处——零售业、食品业、医疗业、公共管理行业、银行与保险业——并没有主要集中的行业。尽管匹兹堡在20世纪50年代被列为全美第四大公司总部中心(前三名为纽约、底特律和芝加哥),但这并未改变匹兹堡劳动力市场中工业生产性岗位占主体地位的结构。事实上,工业生产在匹兹堡劳动力35市场上的分量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制造业、建筑业和运输业企业也构成了女性就业最多的部门——主要是在职员岗位上。这样的就业占了女性就业的五分之一。在这些工作之外,在医疗、教育、电信、服务、家政和零售等行业有较少的女性集中就业。劳动力市场不仅按照性别轴划分来看显得不对称,而且按照种族轴划分后,仍显得不均衡。在制造业就业达到历史高点的1950年,非裔美国人的就业模式与白人看似相同:与白人的情形一样,黑人工资劳动者中的绝大多数是男性;三分之二的受雇男性从事制造、建筑、采掘,或者运输与仓储业,这一点也与白人相同。非裔男性在这些行业中的等级要低于白人男性,而且不远的将来将难以长期从事这类工作——但在工业就业高潮期间,他们跟白人男性工人一样依靠蓝领工作维持生计。黑人女性的就业模式相比白人女性则差异更大。非裔女性在医院、洗衣店、餐饮行业等地方找到工作,而像秘书、电话操作员、售货员和教师这样的粉领职业,基本上与她们无缘。黑人女性主要被驱赶进家政行业工作:1950年,42%的受雇黑人女性从事家政工作,而白人女性从事这类工作的比例为5%。不过,所有这些就业模式都围绕着一个主轴运转,这就是一般而言的制造业尤其是钢铁业。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被处在中心的工业巨人扭曲了。发生在钢铁业上的,最终也落在了每个人身上。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钢铁业的早期震颤,不仅预示了产业性工作的危机,而且预示了所有工作的转型。
尽管钢产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稳步增长,但对钢铁的需求却在朝鲜战争之后萎缩了。在此背景下,最终席卷整个行业的危机开始慢慢发酵。若干个问题,尽管单独看来都是可控的,此时开始互相强化。首先,组织起来的工人显著地哄抬起了工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在1946年、1949年、361952年、1956年和1959年都组织了整个基础钢铁工业的罢工。在此期间,除保障了附加福利,工人们还获得了轻松跑赢通胀的工资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工会所保障的收入增长使其会员成为美国工人阶级战后富足的象征。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中,尼克松将钢铁工人作为他的第一个谈话要点:“如你所知,我们的钢铁工人现在正在罢工。但每个工人都买得起这栋房子,他们每个小时挣3美元。”尽管每吨钢材的劳动成本上升很快,工厂的生产率提高乏力,但钢铁行业还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这个趋势是不可持续的。钢材是太多产品的构成部分,所以其价格上涨无法不产生广泛影响。如果工人赢得了工资提升,经理们将相应增加的成本传递到钢材价格中,那么结果将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循环:上升的钢材价格导致汽车和建筑业的成本上升,反过来又导致工人更强烈地要求更高的工资以购买汽车和房子。这个循环对组织起来的强势的工会和寡头垄断的行业相对仁慈,但会惩罚那些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上打拼的人们。这种循环的前景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警觉。通胀将会威胁处在经济体系的工业核心之外的那些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可怕的是,美元的强势程度拥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对战后欧洲的投资使整个欧洲大陆都充斥着美元。如果美元大幅贬值,就可能导致重大的不稳定。这种会破坏马歇尔计划的后果,在冷战的高潮期是不受欢迎的。美国政权无论从国内角度还是国际角度,都偏向强势美元的一边。钢铁业中的集体谈判由此从经济冲突延伸到政治领域。
钢铁工业的运营, 1940-1960年。Data Source: 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Annual Statistical Report, various years. 见Paul A.Tiffany,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Steel: How Management, Labor, and Government Went Wrong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table 2. 1。
在整个战后时期,联邦政府都参与到了钢铁工业的集体谈判和价格制定中。钢铁业劳资之间的协议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制定的。最著名的是,杜鲁门政府1952年曾尝试将钢铁业国有化,以维持战时工资和价格稳定。1956年,尽管曾公开反对将集体谈判政治化,艾森豪威尔总统还是努力斡旋以结束一次全行业规模的罢工,并被随后必然会发生的价格上涨触怒。他反复公开地——包括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就钢材价格提出警告。然后在1957年年中,当达成一致的生活成本调整和工人工资上涨将要被落实时,美国钢铁公司宣布了又一次提价。在钢铁业卡特尔中的其他公司快速跟进。与此同时,一次萧条出现了——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困惑地看到通胀与失业同时发生了——这两者本来被广泛地认为是相互抵触的(20年后,这种现象的一个更严重的版本开始被称为“滞胀”)。
钢铁工业的工资和价格增长, 占1940 年的百分比. Data Sourc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见Paul A. Tiffany,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Steel: How Management, Labor, and Government Went Wrong(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table 2. 4。政策制定者与钢铁制造商之间的冲突随着经济下行而逐步升级。参议院反垄断委员会的主席埃斯蒂斯·基福弗参议员,启动了一项关于工业领域反竞争实践的调查,直接指向钢铁业。钢铁业的经理们将通胀归咎于过度的工资需求。如美国钢铁公司的一份内部备忘录所言:“如果钢铁公司仍然按1946年的价格收费,并自行消化从那时以后到1957年之间上升的成本……破产早就发生了,它们也不可能运转到现在。”钢铁公司面临着不断提高工人工资的压力,但却并未投资技术升级,以便通过生产率的上升为上涨的工资买单。在基福弗的听证会上,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顾问站在公司立场说话,认为氧气顶吹转炉的潜力“无法预测”。工业界的领袖们继续着他们保守的习惯,用存留利润而不是举债的方式来投资,使安装新的氧气顶吹转炉的投资额看起来吓人,即便是盈利情况很好的公司也无法完成。成长于20世纪中期匹兹堡管理精英家庭的作家安妮·迪拉德,回忆起她父亲的社会世界:“我知道他们恨什么:工会、懒惰、浪费、狂野、大声说话。他们不信上帝。他们不会去买任何可以不买的东西。而且他们从不冒险投机。”钢铁公司靠稳步且协同上涨的价格来支撑稳步上涨的工资,但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使得这种策略难以为继。在20世纪50年代的后半段,钢铁公司开始寻求缓解这种多面挤压的方式,可行的方式只有一种。如果对技术投资的抵制使生产率提升成为不可能,同时政治上的反对排除了提价的选项,剩下的只有削减成本。这种努力在匹兹堡塑造了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经验,他们工作在这些过度膨胀的、半废弃的钢铁厂中。
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
[美]加布里埃尔·维南特 著 刘阳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9
ISBN：9787108076649 定价：78.00元匹兹堡曾经是美国的经济中心与“工业心脏”，其钢铁制造业在20世纪初期繁盛一时，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去工业化浪潮中逐渐衰落，与此相伴的则是医疗照护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匹兹堡的经济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照护经济繁荣景象的背后是医疗工作者过度的劳动、极低的薪资与不被承认的社会权利。
在本书中，作者维南特带领我们深入美国“锈带城市”的中心，以档案研究与个人口述史相结合的方式细致呈现20世纪匹兹堡经济转型的阵痛，揭示钢铁业的衰落和照护经济的兴起对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与生活方式产生的颠覆性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如何放大了工人群体内部的性别与种族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如何以潜在的方式影响并重构美国经济与政治的未来。